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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第1页）

从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31日是国际地球物理年（IGY）。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等国际性组织提出倡议或者组织各国对地球基本物理规律进行观测和考察。

到现在IGY已经过去了一年。在过去的一年，苏联和美国发射了人造卫星，首次从太空的视角考察地球，并且发现了范？艾伦辐射带。

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其中苏联不但建立了科考站，还组织了远征队从科考站出发，抵达南极点。

中国竺可桢发表了自己的气象学研究报告：中国西周以来气候变化规律。其他基本就没有了。

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在基础物理学方面，中国现在的研究肯定是不如世界的，既没有那么多的可在基础物理学科方面做前沿性研究的大学、研究所，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烧。清华、北大物理系以及中科院在开展原子物理的研究，不过这可能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核物理，继而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

一切都是为了“应用”而做的研究。

不过，国内也还存留了少数坚持做“没什么卵用”的前沿理论性研究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中央书记处特许保留下来的相对论研究的“种子”：浙江大学物理系。

自从中央意识到文件的时空穿越“有可能”在相对论时空观方面找到答案之后，1955年，束星北被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相对论与引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博士点，是国内唯一专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空观的研究机构。

1958年9月，中国教育部、科学院联名回复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协会（GRN），明确表示中国会参加1959年6月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GR2）。

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序号是GR0，所以第三届是GR2。

GRN很快回电，说这太高兴了，从此GRN可以增添一个新的国家成员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非常棒。

10月份郭沫若来到杭州，鉴于此时中科院下属各所对相对论的研究没有浙江大学那么强，因此郭沫若打算让束星北为团长，再带12名相对论的青年研究学者前往开会。参加年会的团体是要提交论文的，阐述自己近年来在相对论领域的最新研究，因此郭沫若也要提醒一下。

“我写不出来，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束星北垂首长叹，眼里满是哀伤。

郭沫若不知道说什么好，相对论并不是他擅长的东西，甚至按严格的标准来说“理解相对论”都谈不上。郭沫若只能说道：“如果有什么困难，我是说物质上的困难，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或者帮你张罗着多召唤一些人手。”

束星北还是摇摇头：“不是物质的困难，物质现在已经够了。写不出来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相对论前沿的物理学家了。”

1926年，19岁的束星北留学，在欧洲和美国辗转了几个学校，1930年进入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攻读硕士。这个时候束星北确实算是在相对论、天体物理领域的最前沿学习、做研究的学者。

但归国之后，束星北就从天上“跌落”到了地下，在中国，相对论研究的土壤太过薄弱，现实的“引力”太过沉重。束星北最后一次阅读相对论领域的国际论文期刊是在1939年，那时候他已经撤离了浙江大学，是在江西吉安的大山里，借着昏黄的煤油灯阅读了几册1937年出版的论文集。

再后来抗战条件越来越艰苦，就连过期论文都读不到了，抗战期间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搞过无线电、搞过密码，还修过雷达。抗战胜利、建国，直到1955年之前，束星北都在山东大学教经典力学和电磁学，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在研究相对论。

中科院、教育部答应GRN参加年会，束星北也很快拿到了北京寄来的GR0、GR1两次会议的论文集。此时束星北惶恐地发现，他甚至要很费力才能读懂其中的论文（并且还不是全部），有一些论文中的观点他用了几天时间推导公式，仍然不太肯定自己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至于从论文的内容再引申扩展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做其他独创性的研究束星北觉得，他现在根本做不到。

束星北表示自己做不出相对论领域前沿的研究探索了，现在只是个科普老头和教员。而且束星北不肯攒那种很水的凑数论文。束星北在浙江大学这两年是带了一些学生，但这些学生也没到出成果的时候。郭沫若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回北京和中科院、教育部领导层商量，又过问了总理，总理指示，让郭沫若如实把这个情况告知G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