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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团结一致不利求利（第4页）

梁炎卿，佛山人，任怡和轮船公司及高林洋行买办。怡和是天津英商的主要代表，英商在天津的一切业务及发展规划，均要有怡和参与主持。梁以买办的特殊身份，购得许多地皮，获利无数。他死后，其买办一职由其子联魁、文魁继任。

郑翼之，香山人，借助太古轮船运输起家，后其子宗荫、慈荫继任其买办职位。

陈祝龄，高要人，德商瑞记洋行买办黄云溪的内弟，充怡和洋行买办，专管进出口业务，曾任天津广东会馆董事长十余年。

冯商盘，南海人，任天津德国礼和洋行买办约20年，主要经营军火、机器等业务，任天津广东会馆董事长十余年。

唐茂芝由其弟唐廷枢推荐，于187l～1873年担任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买办。而唐廷枢是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大红人。

广东会馆成立后，天津广东帮商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身份显赫的人物成r广帮商人的重要靠山，广东会馆董事会十名董事，即有两人为政界出身。政治与经济联姻，广帮商人在这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作用下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广东会馆建立后，开展了各类社会活动，1912年会馆召开庆祝民国成立大会。同年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到津，广东会馆召开欢迎大会，粤人到会6000余人。1915年5月，天津绅商学报工各界发起成立直隶救国储金团，也在会馆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1万余人，当场认储金20余万元。

1919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广东会馆属下的旅津学生掀起反日浪潮，散发“国耻毋忘”传单，用歌曲启发民众，其中有《爱国歌》云：

风云暗，天地昏，哀我神州将陆沉，唤起同胞四万万，共救此沉沧。割台湾、夺旅顺，都是东瀛小倭人，问我同胞四万万，待死谁能忍!贪无厌，气欲吞，又据山东圣人坟……好男儿，快合群，战死沙场莫爱身。

广东会馆会同其他26个团体坚决要求政府拒绝鲁案。

明清以后，广东商人在各地建立的会馆几乎都与同乡仕宦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一是由仕宦倡议乃至捐助银两建设会馆，二是仕宦为会馆落成题写馆名、撰写碑文。通过这些增加了会馆的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源的融人为会馆又增添了一层权力保护色彩。

粤商在政治保护伞的庇护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粤商也对政府的庇护予以回报。在国家危难之际，机遇财力支持。

商界奇人陈祖沛在经商过程中，和太平党有着友好而密切的往来，给予太平党很多的财力、物力支持。1946年春解放战争时期，《华商报》在香港复刊，成为中国太平党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他多次慷慨解囊支持这份报刊，并在《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他在香港参加民主建国会。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进步人士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以报道解放区的大好形势，陈祖沛应允捐助开办费l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他捐款支持的进步报刊还有《文汇报》《周末报》，以及《经济通讯》等。自1946年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革命事业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因饱受战争的破坏，各种物资非常缺乏。陈祖沛决定开辟对新解放的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3000吨级的英国轮船“三民号”，亲自押运天津港，又把解放区积压的土产运回香港推销。

1950年，陈祖沛把大成总行从香港迁往天津。在抗美援朝中，他毅然决定捐献三架战斗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元旦，陈祖沛举家从香港搬回广州，时年35岁的他已有驰骋商场20年的商誉。

俗话说，自古官商乃一家。政商两届犹如水与鱼的关系：有了水的滋养，鱼才能够自由游弋；水因为有了鱼的映衬，才多了一分清澈与活力。

8。捐资革命，保家卫国

俗话说：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足迹，有中国人的所在，就有广东人的影子。广东人向来都各抱四方志。广东人中英才辈出，叱诧风云，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爱国爱乡、前仆后继、不畏强暴、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广东人捐资爱国的行为由来已久，早在1853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拟在虎门要塞添铸大炮40门，增修炮台和铸造炮子，共需银5．2万两，就是由十三行的行商认捐的。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的广东商人都在纷乱动荡的年代做出了理智的选择，心中装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积极捐输报效，襄办夷务。粤商出资仿制西方舰船和先进武器的实践，

是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舆论的具体贯彻与实践。

20世纪初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和创建中华民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与广东商人属于同乡，可能正是因为同乡的缘故，粤商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财力上给予了他大力支持；而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也依赖粤商的财力支持，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世界各地的广东籍侨商不但募捐助饷支持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还参与革命组织，直接参加武装推翻清王朝的起义。

邓荫南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旅美华侨商人，出生于广东开平，青年时代赴美经商，后又转到檀香山发展，经营农场和蔗，成为当地的富商，在檀香山的茂宜岛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制糖工场。1894年11月，他和在檀香山的华侨20多人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他缴纳的会费最多。时孙中山回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邓荫南高薪聘请了一位外国军官对兴中会成员进行军事训练。1895年，他变卖了所有家产，将所得款项全部交给孙中山充作革命经费，并和孙中山一起返回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所用的武器大多由邓荫南提供经费购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在新安（今深圳）组织武装响应。民国成立后，他

坚决拥护共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1923年他在澳门病逝。孙中山为其遗像题词：

爱国以命，爱党以诚。家不遑顾，者而弥贞。

并亲自为其墓碑题写“陆军上将邓荫南之墓”。

孙中山直接或间接地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其中绝大部分起义经费都是海外华侨支持，所以孙中山曾发出“华侨乃革命之母”的感慨。新加坡的潮州籍华侨商人林受之，随父在新加坡从事树胶买卖，后来创办同永顺洋杂货店，另设立锦淞商店，从事甘蜜，黄梨、树胶种植生意。1907年，革命党人在潮州发动黄冈起义，林受之捐款2万元，此后的各次起义，他都慷慨解囊，连故乡潮州的家产也被变卖，用来支持孙中山革命，最后倾家荡产。

新加坡华侨张永福、林义顺、许雪秋等都是潮州籍商人，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张永福早年到新加坡投资树胶种植，并创办胶鞋制造厂，与陈嘉庚垄断了新加坡胶鞋制造业。林义顺长期从事菠萝种植、加工与销售，创办林义顺公司，享有“菠萝大王”的称号，是新加坡的华商巨富，曾两度出任新加坡中华思茼会会长。

1901年，张永福等人在新加坡成立“小桃园俱乐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南洋华侨中开展爱国革命活动。他们还自筹资金3万余元，1904年创办《图南日报》，成为南洋华侨筹办的第一份公开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1906年协助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分会，张永福自次年起任会长。

新加坡同盟会分会致力于加强在海外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国内武装起义，1907年，他们创办《中兴日报》，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笔名撰文宣传革命。这一年的4月，许雪秋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发动了潮州黄冈之役，这是第一次由海外华侨直接组织参与的武装起义。起义经费全部由新加坡华侨，特别是潮商捐助。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由上海启程赴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就职以后，面临着财政上的巨大困难。当时军需无着，各部队要钱的电报接踵飞来，南京附近的军民嗽嗷待哺，随时有发生哗变的可能，每天前往陆军部索要粮饷者不下数十起，致使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

民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孙中山以“胜负之机，操于借款”的气魄，派人到上海向故土的粤商借款。时上海的潮州会馆和广肇公所讨论后，决定按孙中山报出的借款银42万多两一次如数借给。借款的第二年即1913年，临时政府就归还给潮州和广肇商人10万银两，剩余30余万两以换购1914年政府发行的公债形式偿还。临时政府在借款时尚处于前途难测的状态，广东商人肯借钱给孙中山，反映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拥护和支持，也反映了广东商人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在一起。

1923年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应邀再次从上海回粤主政。离开上海前夕，他就预计到奠定南方局势的稳定需要解决财政和军饷问题。2月9日，他专门致函上海的潮州会馆诸董事：

粤局戡定，秩序无紊。……所有筹备善后，需用浩繁，不得不望我同乡父老顾念桑梓，鼎力赞助，以竣全功。

他委任陈筒民、江少峰、黄少岩为驻沪广东筹饷局局长，办弹筹饷事宜。

广东人有一种与国家共荣辱、共存亡的使命感，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得即使身在异乡的广东人仍然心系故国存亡，竭尽所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祖国的安危荣辱贡献一份力量。